城市研究者视角下的同性恋世界

这是武汉同志中心的第5篇科普文

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颗颗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

上面这段话出自白先勇的《孽子》，描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台北新公园一隅。这篇小说讲述了当时台北一群男同性恋者的生活，而新公园的这个角落是他们日常社交的场所，是他们与同类相聚的基地，是使他们可以隐晦地表达自己同性恋身份的“王国”。

现实中的新公园（即现在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确实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在此社交，并且在之后的五六十年逐渐成为同志群体聚集活动的重要场所。因为同志活动，新公园这个原本不具备性别与性倾向的城市公共空间被赋予了性别意义，从而在一些叙述中被称为“同志公园”。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这并不是独属于新公园的故事，类似这样因为同性恋群体的使用而形成的同志空间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比如在国内同性恋群体中被称为“点儿”的一些公园、广场、公厕、公共浴室等，或是同性恋酒吧、咖啡厅、桑拿会所等商业性的公共空间。在西方城市中，还有因性少数群体聚居形成的同性恋社区，以及因相关消费场所的集中而形成的同性恋友好街区。

各种形式的同志空间逐渐形成了城市中的一道文化景观，引起了地理学家和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围绕同性恋城市空间的产生、形态、发展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同志空间基本上是城市中独有的，而鲜见于乡村地区。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城市的多机会、异质性、和匿名性为同性恋群体表达身份提供了基础，促进了文化的构建与同性恋空间的产生（边防，2015）。

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与信息，使同性恋群体有更多机会去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并与社群建立联系；同时，城市人口构成的多样使得社会环境普遍更为包容，更容易接纳与认可不同的身份表达。因此，同性恋社群的建立与同性恋空间的形成离不开城市环境的支持。

然而，“同性恋空间”这个概念的提出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没有对应的异性恋空间呢？这是因为公共空间都是在以异性恋为社会正统（social norm）的环境下构建的。在异性恋正统（hetero-normative）的情况下，如果不特别说明，每个人的默认取向都是异性恋，会遵循异性恋的行为方式。因而当同性恋们在某一公共空间中进行具有身份表达意义的行为时，原本的社会正统在这一空间中受到冲击甚至失效，这个空间于是具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以异性恋为正统的“异性恋空间”，而成为了所谓的“同性恋空间”。这是促使同性恋空间产生的社会背景。

因此，有学者总结，同性恋场所是“对异性恋话语的城市空间提出质疑”，是“以空间实体对异性恋主导的城市文化提供补充”（冯健&赵楠，2016）。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同性恋空间与这个亚文化相互作用，随着群体可见度的提升，其形式也不断地显化与丰富。

北京主要的同性恋社交场所和分布，来源：冯健&赵楠，2016

根据学者们的调查梳理，国内城市中，早期以公园、广场、公厕等自由发展型同志空间为主，通常具有较强的性意味。这些场所通常具有四个空间特征：高人口密度的商业繁华地段，高交通可达性，无排他性且使用成本低，半私密半公开。

随着城市空间的蔓延，社群对场所的需求增大，开始借用一些公共空间自主创造属于自己的活动场所。通常由圈内有影响力的人物色合适的地点，散播信息，并同时聚集朋友在该处活动，使来“踩点”的同性恋者信以为真，口耳相传之下便逐渐形成了一处群体推动型同性恋场所。

之后自主经营型的场所如同性恋酒吧等开始发展，亦出现了同性恋书屋、同志友好咖啡厅、同志活动中心等形式的场所。这些场所的出现一则反映出同性恋群体的社交需求不再局限于寻求性体验，二则体现出群体内部因其他社会身份而产生的分异。比如酒吧的参与者以30岁以下为主，大部分为中学学历，而公园的参与者则各年龄段各学历水平皆有分布。

西方城市中同性恋空间的发展轨迹则有所不同。在城市中出现同性恋酒吧和其他相关消费场所的聚集区后，七、八十年代一些美国城市中同时形成了“同性恋聚居区”（Gay Ghetto），例如位于旧金山的Castro地区。当时大量中产阶级从该区移居至郊区，留下了一批价格低廉的住宅，吸引了许多搬到城市中定居的同性恋者，逐渐在此处建立起了拥有独特LGBT文化的社区，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氛围开放友好的庇护所。这种同性恋群体居住集中的现象是没有出现在国内城市中的。

旧金山同性恋居住区分布和1964-80年同性恋场所，来源：边防，2015

此外，一些欧洲城市的市中心形成了酒吧和俱乐部集中的同性恋友好街区，比如英国曼彻斯特的Canal Street周边以及伦敦的Soho区。这些街区既是性少数群体的安全区，也因其鲜明的LGBT文化氛围成为了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而在社会环境更为开放的地区，当LGBT成为整个城市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同性恋空间的含义也变得更加抽象。比如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城市，都因其性少数平权进程领先的社会环境与开放的城市氛围成为重要的同性恋旅游目的地。在这样异性恋正统性被大程度弱化的环境中，整个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同志空间。

在这样的城市中，同性恋空间的发展不仅受自身文化发展的驱动，也会被纳入城市规划之中。伦敦市政府就把LGBTQ+场所列入了其文化设施规划之中。规划中提出要对这些文化设施进行盘点，并对发展困难和弱势的文化给予政策支持与保护。市政府与伦敦大学学院城市实验室（UCL Urban Laboratory）合作，调查了伦敦市内LGBTQ+场所自2006年至2017年的存续状况。

伦敦LGBTQ+场所交互地图

研究报告指出，11年间，包括酒吧、夜店、咖啡厅、演出场所等在内的LGBTQ+场所从125处减少至53处，下降了58%。大部分场所的关闭是由于租约协调失败，或者场地被划入更大的改造开发项目中，比如交通设施、商圈、或者住宅。而在此过程中，场所经营者与顾客往往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本去和参与改造的大型投资方或开发商等进行协商。于是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同性恋场所不得不关闭。从更宏观的层面分析，2008年以来的城市发展策略更加侧重于经济增长与交通建设，从而对社会可持续性与社区建设的支持被弱化，于是亚文化相关场所常常被迫给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让路。

可见，即使没有受到政策阻碍，同性恋空间相较于主流公共空间也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其他发展的挤兑。而同性恋空间的减少往往意味着从个体到城市范围各方面的损失：失去自由表达身份的安全场所、失去交流与教育的场所、失去有归属感的场所、失去见证社群历史的场所、失去传承社群文化的场所、乃至失去为城市的多元文化添彩的场所……这使得在城市规划中强调同性恋空间的建设更为必要。

对于城市研究者来说，对城市现象的调查与解读最终都是为了剖析城市空间与人们的城市生活的关系，从而知道我们需要怎样建设城市以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对同性恋空间的研究最终也是期待能为边缘化群体创造更包容的城市环境。

因此，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期待创造怎样的同性恋空间？或者说，我们期待创造怎样的城市空间去容纳并能够赋权于性少数群体？从新公园的莲花池到“同性恋之都”阿姆斯特丹，我们能否期待整个世界都成为性少数的“王国”的那一天，又该以怎样的行动去实现它呢？

参考文献

1. Ben Campkin, Laura Marshall. 2017. LGBTQ+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London Night Venues, 2006-Present.

2. Castro District. Wikipedia.

3. Kath Browne, Jason Lim, Gavin Brown. 2007. Geographies of Sexuality: Theory, Practices and Politics.

4. Mayor of London. 2019.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Plan.

5. 边防.2016.“酷儿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同性恋空间演化与变迁研究. 中国性科学

6. 冯健，赵楠. 2016.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地理学报

本文作者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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